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八十周年，位于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的美国国家二战博物馆近日举办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在研讨会间隙景逸策略，美国知名军事历史学家、杜鲁门图书奖得主理查德 · 弗兰克接受了瞭望智库专访。
美国知名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 · 弗兰克。徐剑梅 摄
弗兰克正在专注于二战中的亚太战争史三部曲的写作，其中第一部《骷髅塔：亚太战争史：1937 年 7 月 -1942 年 5 月》（Tower of Skulls: A History of The Asia-Pacific War July 1937-May 1942）已于 2020 年在美国出版。书中，弗兰克重新解读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与贡献，致力于纠正战后西方学界与公众认知中狭窄的二战叙事框架。二战一直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几乎一半发生在亚太地区，他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此的看法。
文｜徐剑梅 瞭望智库驻华盛顿研究员
编辑｜蒲海燕 瞭望智库
1改变欧美二战叙事框架
弗兰克认为，二战的两大战场并非欧美战后长期沿用的欧洲战争与太平洋战争，而应该是欧洲战争和亚洲 - 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始于 1939 年希特勒入侵波兰，1937 年 7 月７日卢沟桥响起的枪声，是二战的真正开端。
这是 2013 年 9 月 10 日拍摄的美国夏威夷州珍珠港内"亚利桑那"太平洋战争博物馆纪念馆。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 摄
他说，过去 80 年来，美国和西方的二战史研究将二战中非欧洲部分称为"太平洋战争"，"这是完全错误的"，抹杀了"亚洲 - 太平洋战争"中的亚洲部分。太平洋战争这个狭窄的框架，起止时间仅限于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至 1945 年 8、9 月份景逸策略，一味突出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跨太平洋冲突，实际只旁涉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完全忽视了二战对包括中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在内的亚洲大陆的巨大影响。
弗兰克说，这一特定的框架，实际上只涵盖了亚太战场上大约 25% 被战火波及的人口和大约 15% 的战死人数，更为反常的是，这一框架看上去还使日本显得是一个平民伤亡最多的国家，这完全颠倒了事实。
他说："回顾以往，认识到在西方和美国一直使用的历史叙事，存在抹杀历史这样极其严重的缺陷，实在是非常重要。我经常谈到‘清算所有恩怨、纪念所有逝者、确保共同人性’的重要性。当然，我指的是所有在日本发动的战争中受难的亚洲人。"
弗兰克说："根据我的计算，大约每一名日本平民死去，就会有 18 名亚洲其他国家的平民死亡，其中 12 人是中国人。换个说法，基本上三分之二的死亡发生在中国。不幸的是，在美国各地，了解这一点的历史学家或教师不是一般难找，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这是我希望公开纠正美国人认知的一个方面。"
他说，《骷髅塔》出版后，一些历史学同行联系他，赞成把欧美叙事中的太平洋战争改称为亚洲 - 太平洋战争，因为"这对战争殃及者和受难者更公正，是‘太平洋战争’叙事框架无法恰当涵盖的。"
弗兰克说，不论以全球参与战争的总人数、总死亡人数等任何指标衡量，二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当时全球人口约 23 亿，而亚太地区卷入战争的人口就超过 10 亿，欧洲约有 6.2 亿人口卷入。所以，基于世界人口总数，再考虑死亡和破坏程度，这场战争对全球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他希望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呈现二战中"亚洲 - 太平洋战争"的演变图景，而中国抗战在这一图景中占据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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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读中国抗战
弗兰克认为，二战实际上是从中国开始的。
2025 年 7 月 8 日，观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参观。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两件史实特别触动了弗兰克重新审视中国抗战。一件他称之为"中国式敦刻尔克"，中国军民溯长江而上，携带军事工业设备向内地撤退，以保存实力继续抗战。他说：无数普通中国民众挺身而出，"这与英国的敦刻尔克撤退同样壮烈，但在西方世界完全不为人知"。弗兰克还说，他在书中讲述这个故事，引发世界各地读者强烈反响。
另一件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景逸策略，抗战乃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中央政府首次成功地坚持与一个西方化强国持续作战。
弗兰克说，在之前近一百年时间里，中国中央政府没有组织过有效抵抗。因此，1937 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日军只要在中国投入一些兵力，就会打败中国，中国只能接受日方的任何要求。但真实历史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为全面抗战准备了相当时日，"中国决定抗战经过深思熟虑。他们下定决心要战斗、要坚持到底、绝不投降，这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弗兰克认为，" 80 年来，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中国抗战和二战全貌根本没有得到过广泛报道。西方完全忽视了中日之间这场巨量级的较量。"
他举例说，" 1937 年时，中日交战人员数以百万计，其中淞沪会战（爆发于 1937 年 8 月 13 日，是抗战期间中日第一场大型会战）的规模甚至超过 1942 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发生前的欧洲战场上任何一场战役。但你翻阅战后 80 年来的大量西方史学著作，根本找不到对这场战役的记载。"
他说："我最想传达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关于 1937 年至 1945 年对日战争的历史记载，未能准确描述其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影响，这从根本上歪曲了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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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二战中贡献与牺牲巨大
弗兰克说，"中国在二战中贡献巨大 …… 正是由于中国的坚持，牵制了数量庞大的日本军队。美国和西方盟军非常幸运，在 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期间，不必面对这些日军"。
2024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他认为，虽说当时日本没有足够船只把在华日军运送到任何他们想要部署的地方，但哪怕日本能够有余力抽出 50 万在华日军到太平洋战场，将会大大增加美军对日作战的难度。"仅仅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贡献就十分巨大"。
弗兰克认为，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源于对华作战受到的挫败。"日本在找一条出路，无论他们在 1941 年 12 月如何对待美国，归根结底，日本的最终目标基本上都是为了结束在华战争。这才是日本的首要关注，只是他们的战略思维在很多方面都很复杂，而且错误。"
弗兰克在访谈中多次谈到日本在华暴行。他说，中国在二战中承受了巨大的破坏和苦难，至少 1500 万人死亡，其中包括 300 万军人和 1200 万平民，"这种苦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但中国人民承受住这一切，始终坚持抗战。"
他说，如果从淞沪会战爆发开始统计，中国人的死亡规模为 1942 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欧洲所未见。不仅如此，日本对华经济战，"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地方最终造成比战争暴力更多的死亡"。弗兰克说，日本的对华封锁阻止了中国沿海地区所依赖的粮食输入，切断了自清朝就建立起的中央政府收入来源的一半。在对华经济战中，日本针对中国货币印制了大量假钞，并实施其他各种措施。
他说："中国人和亚洲地区其他人民要么饿死，要么通常因饥饿导致体质虚弱病死，全都与此息息相关。这些死亡数字远远超过日军直接对中国平民实施的暴行。"
弗兰克用为书名的"骷髅塔"，出自印度诗人泰戈尔 1938 年写给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的一封信。泰戈尔在信中写道：日本"正在构建一个建立在骷髅塔上的亚洲构想"。弗兰克告诉笔者，他读到之后，"立刻决定用它作为书名。泰戈尔用这三个字，直击当时中国及其人民所遭受残酷迫害的本质，而这残酷的迫害几乎波及了日本建立的整个帝国。象征死亡的"骷髅"和表达巨大代价的"塔"组合在一起，不仅概括了这部作品，也概括了整个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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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从全球视角看待中国抗战？
弗兰克的二战史观，不仅直接挑战西方二战叙事中传统的欧美中心主义，反驳了美国通行的将太平洋战争仅视为美日两国交战的观点，还具有鲜明的全球视角。
对此，弗兰克说："我认为，从历史角度理解二战总体上的全球影响，可以为我们如何看待当今世界建立一个基本框架，让世界不再局限于某个地方或者彼此。"
他引述了美国战时总统富兰克林 · 罗斯福的一件轶事。1941 年 1 月，罗斯福收到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 · 格鲁来信，请教如何处理美日关系。罗斯福在回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主张是，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是同一场世界冲突的组成部分。"
弗兰克表示，战时美中两国的同盟关系非常重要。他说："当时的美国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愿景：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并恢复其一直受到严重损害的主权，这是二战带来的基本后果，我认为总体上是积极的。"
值得一提的是，据弗兰克介绍，他在研究中国抗战史时，试图还原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方法有二，一是查阅《纽约时报》——当时最具影响力、能塑造舆论走向的报纸，二是观看当时电影前附带播放的新闻短片——"因为有画面，比文字更具冲击力"。弗兰克认为，虽然很多人认为美国对日本敌意首次升高始于 1941 年爆发的珍珠港事件，但实际上到 1940 年，美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就因日军在华暴行的报道而大大加深。
弗兰克说，在布兰迪斯大学任教的托马斯 · 多尔蒂研究了 1937 年到 1940 年代美国全部新闻短片的档案，其中不仅有欧洲遭受破坏的场景，也有日军杀害中国士兵或平民的血腥画面。
随着新闻短片里这些日军在华暴行的传播，美国舆论发生了转变。1937 年卢沟桥事变时，美国人尚漠不关心。到 1940 年 2 月，盖洛普民调显示，对待中国抗战，只有 2% 的美国人支持日本，77% 的美国人支持中国。弗兰克说，这表明当时占压倒性多数的美国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要比他们见到的在欧洲发生的糟糕。
由此，尽管美国人仍然不愿参战，但出现跨越左翼和右翼政治分歧的强大舆论，要求美国停止对日本屠杀中国人的共谋行为，如停止向日本出口废铁（可能被制成炸弹等）。弗兰克强调，"这一切都源于美国民意"。
弗兰克还认为景逸策略，上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初，在国际外交舞台，曾有机会改变历史进程，但被错过了，"这是一个永久的教训"。人们最终认识到，和法西斯政权，"没有妥协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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